峭岐中学的向阳花宣传队

- 八月 04, 2022

向阳花宣传队

作者/黄剑宝

向阳花宣传队，意为我们的一颗红心永远向着红太阳——毛主席；永远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怀着一颗火热的心，为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为配合革命形势的发展，为每年一次的全县中小学文艺创作调演争荣誉，不断地编排节目，不断地走出校门向革命干部、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汇报演出。

我们是公社革委会提出的培养一万文艺大军的主力，我们除了有一大批能歌善舞的宣传队员外，还有一支吹拉弹奏皆能的乐队，还有几位过得硬的辅导老师，我们的表演形式和内容总能让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我们为了不影响白天上课，就坚持每天晚上排练节目。有时，我们还利用晚上深入农村演出，大队里也十分重视，专门搭了戏台，灯火通明，老百姓热热闹闹，呼亲唤友，像过节日一样起劲。

当时的向阳花宣传队是学校的一张名片，特别是在1976年春季的全县中小学文艺创作调演中，天津快板《三张大字报》和京剧开场式《水调歌头·重上井岗山》曾轰动全县，这两个节目还代表江阴县参加了苏州地区中小学文艺创作调演（那时江阴县归苏州地区管辖）。

那时我担任宣传队队长，在两年的高中生活中，我有大半时间是在宣传队里度过的，协助老师排练节目，为队员们化妆、后勤服务等，几乎以校为家，多少也尽到了我作为队长的义务，这也许就是为我毕业后留校打下了基础。

特定的年代造就了我们这代人，时代需要让我们更多地接触了社会这个大舞台，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不禁想起了三十年代（抗战时期）张瑞芳、荒煤等组成的“移动剧团”，他们满怀一腔热血，十几人走出校门，高举抗日大旗，用文艺演唱的形式唤起大众，团结抗日。在战火纷飞，白色恐怖的环境中走遍了半个中国。

如今，我们都已进入知天命之年，每逢叙旧，总要想起当年如火如荼的青涩年华，总要聊起你演刁德一、我演阿庆嫂；他演杨子荣，我演座山雕的情景；总要怀念那几位终生崇拜的辅导老师。他们都是文革前毕业的正宗的师范生，都有着独到的天赋和丰富的知识，最值一提的有三位老师。

一位是包学启老师，江阴文林人，自幼长在农村，进中学后一直在青岛、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就读、工作，虽然长期身处城市，但自幼对农村的熟知，他既是正宗受北师大培训出的教师，对农活也很了解，故他拿起扁担能挑，百十来斤的担子疾步而行；拿起笔杆子能写，多次在学术杂志上发表过论文，还会写一手工整的魏体字；拿起乐器能奏，什么扬琴、小提琴、京胡、唢呐等，他自喻为三脚猫，在我们宣传队中很需要这种多面能应对的人；放开喉咙能唱，声如洪钟，底气十足，杨子荣、李勇奇都能唱上几首；不但精通俄语、英语，使人佩服的是还能用左右手同时玩一下算盘由1-100捷算而不出差错。

另一位是吴允杰老师，是上海松江人，她语文知识精深，上课让你百听不厌，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和播音员不相上下，记得吴老师曾满怀深情地为我们朗诵长诗《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那优美的音质和声情并茂的情感，让我们泪流满面。吴老师是我们宣传队舞台造型、服装设计，台词矫正等方面的把关人，唱歌跳舞都是能手，我们在她身上学到了不少知识。

还有一位是徐岳范老师，我们峭岐人。徐老师是多面手，不但教我们音乐，还教我们语文和美术，新疆舞跳得和电视里一模一样，我们的好多舞蹈节目都是他和吴允杰老师导演的。徐老师弹风琴花头百出，让你误认为不是他一个人在弹，而是有几个人同时在弹，真是美的享受。最使我佩服的是徐老师会写一手美术字，各种各样的字体，变化无穷，我会写几种美术字也是跟他学的。他还会设计各种图案，梅兰竹菊，花鸟虫草画得惟妙惟肖。

后排左二为徐岳范老师，后排右三为作者

1974年9月的一天，正是我进高中不久，按每年的惯例，学校宣传队必须在新生中挑选新队员。那天我被宣传队队长赵惠芳叫到了排练场（学校大礼堂），记得三位辅导老师都在场，他们询问了我的一些基本情况后，就叫我当场表演几个动作。

我当时的心情是既激动又平静，激动的是我又可以重上舞台，并成为峭岐中学文艺宣传队的一员，要知道那时能够成为一名宣传队员是很光荣的事（我曾多次看到街上某些宣传队员的家人因自己的子女能够上台演出而神气活现，逢人便夸自己的子女如何有出息，这些当然只是少数人，但大多数家长们的心中都是喜滋滋的，总觉得自己的子女终于出人头地了）。

平静的是表演几个动作小菜一碟，于是我就镇定自若地表演了几个形体动作，其实包学启老师曾看过我在初中时上台讲的历史故事，只是他们不知道我曾在剧团里混过两年。通过小测试后，当场就决定吸收我为向阳花宣传队新队员。

那年，全国正掀起“批林批孔”热潮，学校专门组织了几位文学水平较高的老师搞节目创作。记得由张耀良老师等创作了一个活宝剧《柳下跖怒斥孔老二》，并决定我扮演孔老二，董隆天扮演造反英雄柳下跖。

主要内容是柳下跖代表法家思想带领农民起来造反，要推翻统治阶级，而孔老二到处宣扬“克己复礼”的儒家思想，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力劝柳下跖不要造反，鼓吹“持德者昌，持力者亡”。最后孔老二被柳下跖批驳得哑口无言，屁滚尿流。整个剧本情节简单，但有政治高度。学校里便非常重视，认真排练，准备参赛。

这是我进学校宣传队后的第一次演出，又是学校争取参加县文艺创作调演的重点节目。虽然我曾当过演员，但对古代历史知识是空白的，如果没有“批林批孔”运动，连孔老二就是孔子都不知道，怎么能演好演活呢？我看着剧本一筹莫展。学校领导十分重视，专门请政治老师给我们讲课，还将当时的宣传资料和漫画给我阅读和了解。

为了使演出更有效果，在演员的化妆和服装上还动了一番脑筋。我和董隆天还将准备理掉的长头发继续留下来，演出时将长发从下往上束到头顶，打成一个结，还模仿漫画的画像为我们做了一顶古代人的帽子，专门为我做了一把长胡子，又从红卫兵抄家时堆积的仓库里捡出一条旧长衫和一根拐杖，加上我在剧团里学到的化妆技术，一化妆，一位陈年十八代的孔老夫子活灵活现，其实都是凭自己的想象，孔夫子究竟是何样人物谁也没见过。

深秋的一天，我们在青阳公社大会堂参加青阳片6个公社的选拔演出。由于我们的节目表演形式好，又紧跟形势，加上我在剧团里本来就演反面角色，就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使出浑身解数，真有点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味道，演出效果极佳，特别是当孔老二被柳下跖批驳得浑身发抖，瘫倒在地时，全场掌声雷动，叫好声一片。记得我的班主任徐富元老师等不及演出结束就冲到后台为我喝彩，还专门为我倒茶擦汗，嘴里不停地唠叨着：“好，好！”

我们满以为节目可以入选后参加县里的调演，但片里的竞争也是激烈的，全片几十所学校都在争取冲出小片，到县城风流一把，相互间还在挑剔揭短，后来我们的节目被兄弟学校的一位老师提出质疑，说是孔老二和柳下跖根本不在同一个历史朝代，怎么能扯得上边呢？这叫不尊重历史，这是政治问题。几句话给我们戴上了一顶大帽子。当时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去追究历史，就这样，他的几句话就将我们辛辛苦苦编排的节目给枪毙了。

1974年，我们学校在全县中小学文艺创作调演中是空白的。但我们的宣传队决不闲着，我们决定大演特演革命样板戏。我们要下农村，进工厂为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演出，我们先排了折子戏《智取威虎山》中第七场“发动群众”选段，由杜益民老师扮演少剑波，包学启老师扮演李勇奇，张玲娣同学（后进了大丰县锡剧团，师从锡剧名家梅兰珍）扮演李母，表演形式类似交响乐。

后来我们又排演了《智取威虎山》第四场《定计》和第六场《打进匪窟》，第四场由董隆天同学扮演杨子荣，杜益民老师扮演少剑波，我扮演栾平。

我和董隆天同学经常在舞台上扮演死对头，没办法，他生就一副演正面角色的料，高高的个头，宽宽的肩，圆圆的脸，厚厚的唇，往你面前一站，不化妆就是一位英雄人物的形象。不像我，一上台就屈腿缩脖，贼眉鼠眼（化妆后）,天生一副反面人物的货色。不过，我们在台上是死对头，台下是不分你我的好朋友，几十年来从未红过脸。

第六场是大戏，座山雕由体育老师张松仁扮演，他曾在大队宣传队多次扮演座山雕，还有点武功，在舞台上矮脚跑路和翻几个跟斗不在话下，一时在我们家乡一块地方名气很大，但普通话不行，老是将台词“许大马棒许旅长”念成许卵长，闹了不少笑话。

那段时间我们向阳花宣传队简直像疯了，反正那时全社会对文化知识都不重视，白天除了上课，其他时间都沉浸在排练节目中，晚上更是起劲，大礼堂灯火通明，锣鼓喧天，歌声嘹亮，校领导和老师们大多也参与进来，敲锣打鼓的、拉胡琴的、出主意的、提建议的，给我们全体队员以极大的鼓舞。

中排左五为包学启老师，右一为吴允杰老师，后排左三为作者

我们到公社大会堂专门为群众演出，下农村为贫下中农、进车间为工人阶级、去学校为学生演出。最难忘的是有一个寒风刺骨，还下着蒙蒙细雨的冬天，我们全体队员化好了妆，各自拿着道具、服装、器乐等，步行十多里路，参加“大战黄天荡”工地的慰问演出。

黄天荡，也叫十八河，当时是茫茫数里一片圩田，大小河流纵横交错，芦苇沼泽、飞鸟走兽到处可见，实在是一处生态自然的好地方，可那时大兴农业学大寨，公社革委会提出了“万人大战黄天荡，誓叫荒地变良田”的号召，集中全公社各大队的青壮年劳动力，吃住在工地，大战黄天荡。

我们的任务是慰问演出，公社里还专门为我们搭了大戏台，我们来到工地，只见到处红旗招展，劳动号子此起彼伏，顿时热血沸腾，什么寒风凄雨，路途劳累，早已抛到九霄云外。

我们的表演很出色，得到了公社领导和工地贫下中农的一片赞扬。后来，由于队员的变动和布景、道具、服装、灯光的限制等原因，大演样板戏的热潮就慢慢冷却了，继续我们形式多样的创作表演。

1975年下半年，老队长赵惠芳和一批老队员已高中毕业，在三位辅导老师的推荐下，我开始担任宣传队长。为了使宣传队后继有人，我和董隆天同学一起在新生中物色新队员。

学校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经我们几次筛选，果然选出了一批优秀队员，他们有会讲一口普通话、写得一手好文章和美术字的李剑平，拉得一手好二胡的夏德君，会弹三弦的吴士良，有一付好嗓子的林海珠、许美珍、武凤、薛学、余秋萍、季胤等，无论在演员和乐队方面都增加了新的力量。

这一年，我们有两个节目参加了青阳片的文艺创作调演，一个是由徐岳范老师导演的歌舞表演《闪闪的红星》，另一个是由李锡成老师创作并导演的上海说唱《我伲格校办工厂》，其中上海说唱《我伲格校办工厂》入选参加了江阴县的文艺创作调演并得了创作和演出奖。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政治风云变幻多端的一年，也是我们这一届高中生即将毕业的一年，更是我们向阳花宣传队从兴盛慢慢走向衰落的一年。四月份，全国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教育战线也不例外，为了在文艺创作调演中取得新的成绩，我们又专门新排了一个节目《三张大字报》，表演形式是天津快板，乐队很简单，只需要一把琵琶，一把三弦，一付板鼓即可，配乐也很简单，只需要几个音乐反复弹奏，更主要的是除了剧情政治上有高度，还具备台词活跃，通俗易懂的特点，实在是群众文艺的一个好典型。

雄鸡喔喔叫，

早起上学校，

姐妹俩手拉手，

背着黄书包。

姐姐叫迎晓，

妹妹叫迎潮，

姐妹俩同年同月同日生，

前后差几秒。

教育革命，形势大好，

反击潮流当闯将，

咱们干劲高！

……

第二个节目是京剧开场式《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这是由我们学校包学启等老师自己创作编排的。在五月份的全县中小学文艺创作调演中，两个节目双双得奖（创作奖和演出奖），赢得了县领导和广大观众的一片赞誉。

县里调演结束没几天，学校接到了我们两个节目参加苏州地区中小学文艺创作会演得通知，全校师生欢欣鼓舞。果然，我们的两个节目一炮打响，演出当晚，县教委还组织了有关学校的校长专门到常熟来观摩我们的演出，南菁中学的邹石溪校长和我们学校的李淑英校长也参加了观摩。演出结束后，在常熟师范学校的要求下，我们还专门为他们加演了一场。

会演结束回校，我们这一届宣传队队员即将面临毕业。当时“四人帮”还未粉碎，教育战线仍在极“左”思潮的统治下。毕业在即，我们的思想是动荡的，除了幼稚、单纯和狂热，同时也有失望、伤感和彷徨。前者是十年文革造成的畸形心态，后者是面对现实的无奈心态，有时我们沉浸在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之中，有时我们又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无比渺茫。

除了这些，短短两年的高中生活，上课、学工、学农、学军、排练、演出，校内校外，台上台下，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的同学之情和师生之情，还有隐隐约约、蒙蒙胧胧的爱情萌芽，像一团乱麻，缠绕在我们心头。

正常的同学之情和珍贵的师生之情是可以在阳光下公开操作的，然而，那难以启齿、想动而不敢动的爱情却只能憋在心里，哪个少女不怀春？谁个少年不钟情？这是人类的最原始的情感流露，然而想流露又不敢流露，像一只用黑布蒙住的笼子里的小鸟，上窜下跳，让青春之火闷在胸腔里燃烧。

毕业前夕的夜晚，我们因东方红大队的盛情邀请，在那里进行最后一次演出，大队里还专门为我们搭了一个较大的戏台。为了演好这最后一台戏，我们在白天还专门加排了两个新节目，一个是锡剧《杜鹃山》选段《血的教训》，我扮演雷刚，方新宙扮演柯湘，另一个是歌伴舞《牧歌》，由林海珠同学用女中音独唱，其他八位女同学伴舞。至今，那优美抒情的旋律和林海珠同学那明亮、清朗的嗓音还回响在我的耳旁：

阳光啊阳光多么灿烂，

春天啊春天来到草原。

白云在我的头上飘去，

羊儿在我的身旁撒欢。

啊啊哈嗬咿，啊啊哈嗬咿，

白云啊白云你慢点走，

我唱牧歌请你传，

草原儿女学雷锋，

毛主席教导记心间。

演出结束后，我们和老师、同学挥泪告别，各奔前程！向阳花宣传队成为我们这一届队员心中永恒的记忆和怀念！不过，1976年9月，我被留校当代课教师，继续担任宣传队队长。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教育步入正轨。从此，我们的向阳花宣传队退出了历史舞台。